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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半导体贸易摩擦为节点，美国的贸易诉求从限制日本进口转向要求日本开放市场，之后又升级为要求日本改变国内结构性限制。美国认为日本市场封闭的原因是日本国内存在储蓄过度大于投资、分销系统封闭、系列交易关系、不当的土地管制和宽松的反垄断等结构性障碍。经过两轮结构谈判，日本承诺了政府扩大投资和对外采购、修改《大型零售店法》、加强实施《反垄断法》、制定促进外资政策等改善措施，对系列交易关系等结构问题未做承诺。此后，日本经济陷入危机和萧条，日美贸易摩擦落下帷幕。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世经评论·北京）提到日美贸易摩擦，似乎不能不提广场协议。国内普遍认为日美贸易摩擦尤其是美国为解决贸易赤字所操纵的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产业遭受重创而趋衰落。笔者认为，这一观点难以成立。
　　
　　首先，广场协议并非针对日美贸易摩擦。日美贸易摩擦从上世纪60年代纺织品摩擦到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结构协议，历时30多年。广场协议之前，美国发起贸易谈判是出于日本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机床等产品大规模出口先后对美国产业造成冲击。直到80年代初，美国对外贸易赤字问题还不突出。
　　
　　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预算赤字不断攀升的同时，贸易赤字也在扩大。为解决双赤字问题，美国提高了利率，导致美元大幅度升值，挫伤了美国出口竞争力，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1984年突破1000亿美元。为了解决美国美元汇率过高造成的大幅贸易赤字，1985年，美德日英法五国集团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促使美元对其他四国货币贬值。 内容来自dedecms
　　
　　几年的时滞后，美国贸易赤字下降，90年代初回落到1985年的一半。由于成功干预美元汇率，广场协议一直被奉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功范例。事实上，日本政府当时对广场协议持积极态度，希望贸易赤字问题缓解后美国不再追究日本对美出口。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日元大幅度升值竟然没有减少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于是，广场协议后，日美贸易摩擦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升级。突出事件就是日美半导体摩擦。与纺织品、彩电等美国夕阳产业不同，半导体是美国优势产业，但日本半导体凭借质优价廉优势，迅速进军美国市场，到80年代中期占领了美国大半市场。美国企业认为日本不仅半导体出口存在倾销行为，还限制了美国半导体产品进入日本市场。
　　
　　以半导体贸易摩擦为节点，美国的贸易诉求从限制日本进口转向要求日本开放市场，之后又升级为要求日本改变国内结构性限制。美国认为日本市场封闭的原因是日本国内存在储蓄过度大于投资、分销系统封闭、系列交易关系、不当的土地管制和宽松的反垄断等结构性障碍。经过两轮结构谈判，日本承诺了政府扩大投资和对外采购、修改《大型零售店法》、加强实施《反垄断法》、制定促进外资政策等改善措施，对系列交易关系等结构问题未做承诺。此后，日本经济陷入危机和萧条，日美贸易摩擦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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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日美贸易摩擦非但没有挫伤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反而激励日本企业不断创新优质产品、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了产业快速升级。从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到半导体、电子产品，每一轮摩擦都致使日本产业竞争力提高，且对美国产业造成冲击。
　　
　　即便是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也只是增速有所下降，出口产业竞争力没有受到根本打击。90年代之后，随着日元升值和国内生产成本上升，日本企业通过海外投资进行产业转移，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或在第三国加工出口。1982年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著作《日本第一》中指出日本钢铁、家电、钟表、汽车、商业等产业的竞争力已是世界第一。到1995年，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数量居第一，有151家；日本企业数量居第二，149家，但日本企业的总收入居第一，占500强总收入的37%，美国151家企业的收入占比只有29%。可见两国企业竞争力不相上下。到2017年，美国在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半导体行业完胜日本企业，而日本在电子电气设备、汽车及零部件行业胜过美国。就是说，日本在机械、电子电气和汽车等传统优势领域依然保持世界竞争力，但是曾经碾压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则黯然失色，没有一家半导体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有观点认为这是当初日美半导体摩擦的结果。其实不然。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品的竞争优势是质量和价格，美国半导体产品的竞争优势是新技术开发与应用。当时美国有一个判断，如果半导体技术和应用已基本成熟，日本产品将无可匹敌；如果半导体技术还将持续创新，日本产品将难续辉煌。90年代ICT革命和21世纪互联网浪潮证明了半导体技术创新持续至今，美国半导体产品因为技术创新优势称霸全球。即便是在内存等成熟的半导体产品方面，日本也被价格优势更为突出的韩国、中国台湾产品所超越。日本半导体产业式微，归根到底还是日本国内结构和产业发展机制问题，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制度原因类似。
　　
　　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原因已有定论。一是政策因素，一般认为日本政府过于担心日元升值对外贸和经济的冲击，采取了长期超低利率政策，导致经济过度膨胀；日本于1984年推进金融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致使金融机构在超宽松的宏观环境中展开无序竞争，对股价和地价上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政府对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危机处理不力等。 本文来自织梦
　　
　　二是制度因素，市场相对封闭、交易系列化等结构性因素不利于竞争和创新，导致技术进步的驱动力不强劲。如前所述，这些结构问题曾是90年代日美结构性障碍谈判的重要内容。如果当初日本政府和企业迫于压力及早改善限制竞争的国内结构，或许日本半导体产业不至于衰退，经济也可能早日摆脱萧条。
　　
　　说到底，日本经济萧条和产业衰退的根源在自身。贸易摩擦不仅体现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也体现国家间的宏观结构差异。只要参与国际竞争，就必然面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摩擦与再平衡。换个角度看，冲突与再平衡也是促进各国改善国内结构、寻取更多国际利益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