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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经济政策评述
发布时间：1970-01-01 作者：派智库 来源：宏观经济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一、惠农政策持续发力 加快农业发展
1.全方位政策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5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
《意见》从财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保险、营销市场、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进行了配套整合和适当延伸。财政税收方面，综合采用直接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定向委托、以奖代补等方式，增强补贴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支持地方扩大农产品加工企业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完善农产品初加工所得税优惠目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级财政支持的各类小型项目，优先安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作为建设管护主体。在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中优先安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配套辅助设施，并按规定减免相关税费。金融信贷方面，综合运用税收、奖补等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信贷支持。保险方面，在粮食主产省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大灾保险试点，调整部分财政救灾资金予以支持，提高保险覆盖面和理赔标准。创新“基本险+附加险”产品，实现主要粮食作物保障水平涵盖地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营销市场方面，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销对接活动和在城市社区设立直销店（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品牌创建等给予适当奖励。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应用农业物联网和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引进方面，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就地就近接受职业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引进各类职业经理人。
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突出困难，《意见》重点在金融、保险、用地等方面加大了政策创设力度。金融方面，意见提出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直报系统，通过点对点对接信贷、保险和补贴等服务，探索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体系，对符合条件的灵活确定贷款期限，简化审批流程。保险方面，在粮食主产省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大灾保险试点，调整部分财政救灾资金予以支持，提高保险覆盖面和理赔标准。落实农业保险保额覆盖直接物化成本，创新“基本险+附加险”产品，实现主要粮食作物保障水平涵盖地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研究出台对地方特色优势农林产品保险的中央财政以奖代补政策；稳步开展农民互助合作保险试点等。用地方面，允许各县（市、区、旗）根据实际情况，在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中优先安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配套辅助设施，并按规定减免相关税费。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较快、用地集约且需求大的地区，适度增加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的用地指标，优先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生产经营等。
2.两部门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
6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支持农村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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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明确，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此外，《通知》强调此前已征的增值税，可抵减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或予以退还。
此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并完善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截至2016年12月底已到期，随着《通知》的发布，让陷入“空档期”的优惠政策踏实落地，多重红利持续释放，消除了农户和金融机构的顾虑。
1.强调深化“放管服”改革是本年度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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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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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部署了10个领域35项年度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意见》部署的2017年改革重点任务中，深化“放管服”改革被放在首位。《意见》提出，以清单管理推动减权放权。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规范化。制定职业资格、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政府定价收费等方面清单。清理取消一批生产和服务许可证，加快向国际通行的产品认证管理转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制定企业设立后的经营许可清单，实行多证合一，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加快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为2018年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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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清单制度是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创新完善政府管理方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举措。
2.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决定》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5月11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决定》。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共有226项，2014年经过三批集中调整，保留34项。此次再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5项。至此，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87%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
为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根据国务院部署，2016年以来，国务院审改办、工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进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工作。在总结上海、广东、福建有关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改为后置审批后加强监管的措施、潜在风险的防范和处置、改革条件是否成熟等，决定再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5项，具体是：省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设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审批；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审批；中国民用航空局实施的外航驻华常设机构设立审批、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许可。建议将1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
5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部署推进“多证合一”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解决目前仍然存在的各类证照数量过多、“准入不准营”、简政放权措施协同配套不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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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指出，按照能整合的尽量整合、能简化的尽量简化、该减掉的坚决减掉的原则，全面梳理、分类处理涉企证照事项。此举明确了“多证合一”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减少企业跑腿次数，实现“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工作模式。
《意见》明确，将信息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查类的一般经营项目涉企证照事项，以及企业登记信息能够满足政府部门管理需要的证照事项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实行“多证合一”，使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后即能达到预定可生产经营状态，最大程度便利企业市场准入。
其实，政府实行“多证合一”的本意是，通过减少证照数量，简化办事程序，降低企业办事成本，以“减证”推动“简政”。
1.六项减税政策组合发力释放减负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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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施6项减税政策，具体来讲是由“1+4+6”构成的系列减税政策，其中“1+4”为首次执行的政策。“1”是1项增值税简并税率政策。“4”是4项新增所得税减税政策。“6”是指6项执行到期后2017年延续执行的税收政策。包括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有线电视收视费增值税政策、农村金融税收政策、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政策、新疆国际大巴扎项目增值税政策。
此次改革背景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聚焦一个改革”。就是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次出台的6项减税政策，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聚焦改革、深化改革的决心，将产生积极的减税政策效应。“突出两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此次减税政策是支持“双创”的重要举措。第二个亮点，此次减税政策是为企业减负增效的重要举措。“呈现三个特点”。特点之一，组合发力。6项减税政策做到了货物和劳务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三大类税种的全覆盖，从种类上来讲，这是前所未有的。特点之二，涉及面广。这次出台的减税政策，不仅涉及国税，还涉及地税；不仅涉及企业，还涉及个人；不仅涉及试点地区，还涉及非试点地区。特点之三，形式多样。这六项政策中，不仅有前期改革政策的不断完善，也有新增的重大改革举措；不仅有前期试点后全面推广政策，也有新的试点政策；不仅有前期“到点”政策的延续，也有新政策的首次推行。
此次推出的一揽子减税政策，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扩大有效供给，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含金量”高。具体而言，一是准确把握适用范围，确保对号入座。二是准确把握政策内涵，确保应享尽享。三是准确把握申报节点，确保享受及时。
2.国务院再推出四项降费措施
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也是2017年降费的一大重点。6月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新的降费措施，一是将之前留下的建筑领域工程质量保证金的预留比例上限由5%降至3%，进一步为建筑企业减负，有利于盘活建筑企业资金；二是清理能源领域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取消其中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降低25%，是对5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曾提出的电价调整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并明确了具体的降费标准；三是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农药实验费、公安部门相关证照费等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四是暂免征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费。
采取上述新措施，预计每年可再减轻企业负担2830亿元，再加上之前出台4批政策减税降费7180亿元，全年为企业减负将超过1万亿元，完全有能力兑现全年为企业减负万亿元的承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的逐步扩展，财政事权划分缺乏法律规范，增加了各级政府间的博弈机会与谈判成本，制度可预期性、稳定性不足。诸多事权划分的不清晰，容易导致多级政府权责不明，效率低下。部分事权划分不合理，尤其是地方承担了本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造成了权责脱节，地方动力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场涉及中央、31个省份、千余个市县的权责划分改革启动。
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宣布这项改革启动，省级以下财政权责划分也因此迫在眉睫。
紧随中央步伐，部分省份在配合中央推动权责划分改革基础上，制订了更为详细的地方推进计划。截至2017年5月下旬，已有辽宁、山东、云南、吉林、河北、广东等六个省份相继出台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文件，更多的省份年内也计划出台这项改革文件，一度相对滞后的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改革，正在加速推进，也被列为2017年财税改革的头号任务。
随着省级改革文件出台，改革路径更加清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正向中央和省两级政府适度集中，中央与省执行能力和调控能力在强化，地方支出负担被降低。与此同时，市县的财政事权正逐步清晰并得到保障，更多地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
这项改革旨在解决当前中央与地方普遍存在的权责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进而激发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将推动着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
1.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
5月3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对地方政府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作出规范。
《通知》要求，地方政府不得以借贷资金出资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参与PPP项目、设立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损失，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方承诺最低收益，不得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等任何股权投资方式额外附加条款变相举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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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进一步强化修明渠、堵暗道的监管思路。其实，融资平台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财政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旧预算法又限制地方政府直接举债融资。未来随着融资平台举债的规范，预算内的地方政府债券新增额度会继续提高，填补地方财政的资金缺口。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出台《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6月1日，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正式出台《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明确2017年先从土地储备领域开展试点，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今后逐步扩大范围，逐步建立专项债券与项目资产、收益对应的制度，有效防范专项债务风险。
《办法》明确，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严格对应项目实施。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土地储备项目，应当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应当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此次推出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就是为土地储备业务量身打造的。在发行额度和期限、发行对象、项目管理、收益回报等方面，通过专项债券管理模式创新，形成总量可控、动态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以合法规范方式保障土地储备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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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部发布《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
6月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着力规范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
《通知》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以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的方式对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做出界定。要求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为建设工程变相举债，严禁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等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在正常的政府购买服务或者政府采购中，企业以政府采购应收账款合法融资，财政部实际上是明文鼓励的，各级财政部门也是积极支持的。但不少地方政府以委托代建购买服务之名，虚构政府采购协议，然后平台公司以协议所规定的应收账款向金融机构融资，当政府采购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之后，应收账款金融远远大于当地的财政收入水平，这种方式实质上就是试图打政策的擦边球违法违规举债。此次《通知》明确提出，除了金融机构提供融资要合法合规以外，还将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纳入其中，有利于下一步对地方政府融资的监管。
5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提出，2017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意味着公司制改革进入“最后一公里”的收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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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公司制改革不是新鲜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以来已开展20多年。到2016年底，中央企业的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达到92%，全国超过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其中，尚未完成的8%央企，大多数都是些老国企，既有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集团，又有一些经营比较困难、历史包袱沉重的二、三级企业。此次《意见》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在完成公司制改革的同时，要健全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企业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企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严格规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责。其中，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出资人机构依法行使股东会职权。对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出资人机构主要依据股权份额通过参加股东会议、审核需由股东决定的事项、与其他股东协商作出决议等方式履行职责，除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不得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活动。在运行机制上实打实地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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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意见》最大的亮点就是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积极探索有效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