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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助推经济发展的新的老模式
发布时间：2017-01-24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分享经济是基于平台的朋辈协作经济体系，是古老朋辈协作经济模式的智能化复兴，是新的老模式。分享经济通过基于共享的朋辈生产方式和基于生产消费者的经济发展模式等多种创新模式，成为助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分享经济可视为经济发展的第三种模式，但其政策套利行为引发矛盾与对抗，应与其他平台经济分道而行，并探索基于社区货币的创新发展模式。为促进分享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建议：一是区别分享经济和其他平台经济，实施分类管理；二是强化分享经济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三是倡导生产消费者理念，监管生产消费者资质转变；四是迎接区块链革命，创建基于区块链的分享经济新图景；五是要求平台企业自我规制，强化平台的规范与监管。
关键词：分享经济，经济发展模式，智能平台，朋辈协作，社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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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享经济是基于平台的朋辈协作经济体系
(一)分享经济是争议颇多的新概念
“分享经济”(The Sharing Economy)概念最早出现在2004年出版的《The Sharing Economy》一书中，其含义为多方参与的合作经济①。劳伦斯·莱斯格在2008年用“Sharing Economy”倡导文化共享理念，将分享经济定义为“不涉及金钱的交换与互惠的经济模式”(Lessig, 2008)。2013年3月9日的《经济学人》以“The Sharing Economy”为封面，介绍了自2008年以来崛起的基于互联网的朋辈租赁新模式，并将分享经济指定为“协作消费”。2015年2月牛津词典在线将Sharing Economy作为新词收入，将其定义为：主要借助互联网以实现资产或服务在私人之间有偿或免费分享的经济体系。
分享经济在2013年3月之前还不是常用词，而此后则飙升为热词，时下更成火爆词②。与此同时，在2013年前后描述优步(Uber)和空中食宿(Airbnb)等商业模式的诸多术语纷纷与分享经济混用③，而这些术语本身有着不同的界定，致使分享经济定义混乱，引发很多争议，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关于分享经济的研究报告及论文都得从定义着手，如美国商务部最近发布的第一份分享经济报告就是定义④。此外，优步等典型“分享经济”企业日益接近传统商业模式数字化的行为与分享经济所宣扬美德的差距越来越大，质疑分享经济真实性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甚至直接声称分享经济为骗局(Chadwick，2016)，即将出版的Tom Slee的著作更是针尖对麦芒地反对分享经济⑤。
(二)分享经济的歧义源于对分享和经济的不同理解
分享经济的争议主要源于对分享与经济的不同理解。根据韦伯斯词典界定，“分享”具有分享与分担等含义⑥，“经济”是指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消费和流通过程及体系。在EOC的分享经济中，分享意指捐资分担投资成本及分享部分利润给社区，经济意指创办营利性企业；在基于共享的分享经济中⑦，分享意指免费的互惠与礼物交换(Benkler，2004)，经济意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与交换方式，强调“基于共享的朋辈生产”新模式(Benkler and Nissenbaum, 2006)；上述分享经济含义清晰。
2013年流行起来的分享经济概念争议最大⑧，主要争议点：一是免费与有偿分享⑨，二是分享对象⑩，三是分享主体⑾，四是分享的回报物⑿，五是概念的侧重点⒀，等等。总的来说，对分享经济的理解见仁见智，争议乃至质疑也就不足为奇。
(三)分享经济是以平台与朋辈协作为特征的经济体系
综观分享经济的多种界定，有三个高频率词：一是协作(Collaborative)，二是平台(Platform)，三是朋辈(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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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享经济概念中，协作以协作消费与协作经济概念出现，而协作消费的本意是协调相关者消费的集体行动(Felson and Spaeth, 1978)，自2010年被用来描述个体之间有偿使用闲置资产等行为后，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2011年“十大改变世界的创意”之一，并于2013年被指代分享经济。与此同时，协作经济越来越盛行，欧盟直接称分享经济为协作经济⒁。平台是实现关联方连接与互动的载体及媒介(钱平凡、温琳，2014)。分享经济概念界定者们都强调平台是分享经济的基础，只是不同作者所言平台类型并不完全相同，EOC所依托的商业园区实际上是实体型平台(Gold, 2004)，共享也是平台，至于撮合朋辈协作消费的互联网更是平台。
朋辈是描述分享经济的特色词，朋辈生产与朋辈消费共同构成朋辈协作，进而被称为朋辈经济⒂。朋辈也是区别分享经济与否的关键词，我们认为朋辈⒃，至少作为供给方的朋辈，应是生产消费者(Prosumer)⒄，而非以此为生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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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高频词体现了分享经济的共性，由此我们认为，分享经济是基于平台的朋辈协作经济体系，而朋辈协作是个体以闲置资源为同仁免费或有偿使用的合作行为。这与Zipcar共同创始人蔡斯对分享经济的新认识颇为相近(Chase，2015)⒅。
(四)分享经济可分为社会的与商业的两大类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分享经济分成不同类型。我们根据营利与否将分享经济分为两大类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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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类型
注：作者自绘，Locomonics⒆。
其中，基于合作的商业型分享经济实际上是合作社及平台合作化，严格来讲已不属于我们所界定的分享经济，但自称为真正的分享经济或新分享经济⒇，这里姑且作为一种分享经济。
二、分享经济是古老的朋辈协作经济模式的智能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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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辈协作经济是人类最早的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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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约25万年前的采集狩猎时代，采集狩猎者采集自然资源，用于饮食、居住、衣物、仪式活动和其他一些目的，直到公元前1万年(大卫·克里斯蒂安，2016)。采集狩猎成为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女采男猎构成了人类最早的分工与合作模式，而采集狩猎者群居在部落中，部落之间交换礼物，建立起互惠合作关系，形成基于部落的朋辈协作发展模式。
此后，人类进入了定居于村庄的农耕时代。由于农耕的季节性与复杂性，基于村庄(邻里)的朋辈协作生产成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城镇的出现，基于市场协作经济发展模式破土而出。1750年左右，人类进入了以商业经济和工业革命为特征的近现代，基于厂商与市场分工协作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主流，而基于村庄或社区的朋辈协作经济发展模式则退为其次，久而久之就走向边缘，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二)分享运动唤醒了古老的朋辈协作经济模式
作为社会性物种，分享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构成，合作分享是人类的天性之一(Buczynski，2013)。随着市场的出现，人们交换礼物的分享行为大幅度减少，而基于价值的交换与交易成为主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享投资机会与分担投资风险的股份制成为主流，而劳动参与投资分享及风险共担的合作社也大量涌现，不过，这些都是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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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分享源代码的Linux、分享知识的维基百科相继出现，诞生了互联网时代基于共享的朋辈生产方式。其后，分享创意的TED、分享生活的Facebook和分享内容的YouTube相继问世及流行，引发了基于互联网的分享运动，创造出线上线下互动的资产与服务分享新模式，掀起朋辈协作的新浪潮。
(三)智能平台成就了基于朋辈协作的分享经济新模式
分享运动唤醒了朋辈协作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分享经济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时间则在2008年前后，作为分享经济典范的“三大家”(Lending Club，Airbnb，Uber)先后在美国旧金山创立，进而演变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基于朋辈协作的分享经济新模式。
分享经济于2008年左右在世界创新中心硅谷的核心点之一的旧金山市诞生，看似偶然也属必然：2007年1月横空出世的苹果iPhone智能手机成为全球首个移动服务平台；同年5月Facebook推出API，构成开放式社交平台；加之正在兴起的大数据和算法与已有的网上支付和网上评论，共同构成智能平台，从而更能够灵活、便利、及时、安全、经济地连接不同需求的陌生人，由此成就了分享经济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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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分享经济概念突显了分享经济的复兴特性
分享经济是个新概念，但内在模式是古老的，只是智能平台为其提供了强劲支撑，可谓新的老模式。这在分享经济业内和理论界均得到多人认可，而一些行家为了强调分享经济的复兴特性，特意选择新分享经济(The New Sharing Economy)一词(Stephany, 2015)(21)，由此也可见一斑。
三、分享经济通过多种新模式助推经济发展
(一)分享经济成为助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经济
分享经济在短时间内崛起并成为全球现象，规模与影响力都呈指数性增长。由于分享经济界定不易，精确衡量其市场规模也就勉为其难。不过，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发布了估算与预测报告(22)，预计全球分享经济规模会从2015年的150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3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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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分享经济模式的新颖性和巨大发展潜力立即吸引了多国政府关注，纷纷将其列为助推本国经济发展的新经济，而我国迅速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3)。
(二)分享经济探索出闲置资源再利用的新模式
人类定居以后开始出现剩余物质，经过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进入物质高度丰富化时代，资源闲置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仅以家用汽车为例，平均使用时间仅为10%，世界家用汽车闲置能力极为惊人(24)。由于闲置资源具有碎片化特征，零散地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利用起来不易且成本高昂，有限的再利用多发生在社区与村庄，而且是在熟人之间。
随着分享经济的兴起，通过智能平台，陌生的闲置资源拥有者与潜在使用者可以高效、低成本地匹配起来，而且在全社会范围内撮合，探索出可规模化的闲置资源再利用的新模式，在大大提高闲置资源价值的同时降低了社会成本，成为经济发展新方式。
(三)分享经济颠覆及优化了诸多传统产业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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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分工专业化，生产者通过投资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彼此是基于金钱交易的陌生人。这种模式要求投资规模化与标准化，但需求具有不确定性，致使投资风险较大、投资有限，只能有限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分享经济倡导的是基于朋辈协作的分享，通过智能平台，撮合多样化的闲置资源与多样化的需求，使供需方成为既陌生又“熟悉”的朋辈(25)。这种“积沙成塔”的“业余”模式，不仅颠覆了诸多传统产业的专业化模式，而且能比后者提供更高的附加值，优化了后者效率，这在出行与住宿业最为显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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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享经济创造出基于共享的朋辈生产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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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分工产业体系中，生产是生产者谋生的手段，生产者的激励与约束是生产管理的重要内容与难点之一。
分享经济创造出基于共享的朋辈生产方式，激发专业人员自我价值展示与实现的内在动力，参与生产不为谋生，而是为了完美产品。这种基于共享的朋辈生产方式，通过自我激励与约束，不仅效率高、质量好，而且接近零成本，其典范是维基百科，这是传统百科全书出版业不可想象的新模式。
(五)分享经济创造出基于生产消费者的经济发展模式
分享经济有效利用闲置资源的核心在于，借助智能平台，把相关消费者转化为生产消费者，在消费某物的同时还能以此获得收益。通过这种转化，既分摊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又可为其他消费者创造价值，成为基于产消者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其典范是法国长途拼车服务公司BlablaCar(27)。
四、分享经济需要探索基于社区货币的创新发展模式
(一)分享经济可视为经济发展的第三种模式
分工出效率，分工需要协作。按照奥利弗·威廉姆森的分析，经济协作有基于科层与市场的两种模式(28)，而作为一种合作社的朋辈(Peer)组织是介于两者的半市场组织(Williamson，1973)(29)。科层与市场通过不同的机制，协调生产者与消费者，构成经济发展的两种基本模式。
相比之下，分享经济有着不同的协作模式：一是基于社区属性的平台，常被视为共享；二是协作朋辈，而朋辈并非泾渭分明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共享不仅能够促进市场型的直接合作，更能激发溢出效应强劲的间接合作，基于共享的朋辈生产属于典型的间接合作(钱平凡，2016)，而基于共享的朋辈协作被共享者(Commoners)视为经济治理的第三种模式(Ostrom，2012; Bollier，2014)(30)。这意味着，分享经济可视为经济发展的第三种模式。
(二)分享经济的政策套利行为引发矛盾与对抗
分享经济崛起时间很短，在赢得多方称赞与期许的同时，质疑之音与反对的行动越来越多，如被视为分享经济典范的优步和空中食宿不仅在世界多地被禁用(31)，而且被人称为“没有执照的骗子”(32)，或“政策的套利者”(33)。
分享经济的初衷是朋辈之间分享闲置资源，然而，分享经济平台公司却放开朋辈限制，连接诸多专业用户(34)，径自跨入受到严格规制的城市交通出租与住宿行业，产生严重的政策套利行为，致使这些行业现有从业者感到不公平、不合理，进而奋起反击，彼此的矛盾与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三)分享经济应与其他平台经济分道而行
分享经济的平台公司放开朋辈限制之后，分享经济就失去特色，而回归到普通平台经济(35)。平台经济的重要特点在于撮合与网络效应，而分享经济是撮合朋辈且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平台经济，只占平台经济很小的份额。当美国商务部把分享经济界定为“数字撮合企业”时，立即引起反感(36)。
分享经济的分享意味着其追求的回报主要是感谢而非利润，其智能平台撮合的是朋辈而非专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两点是分享经济构成经济发展第三模式的核心所在，这要求分享经济必须在特定的规制体系和社会环境内运行，至少与其他平台经济分道而行，否则必然会引起冲撞。
(四)分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引入社区货币
分享经济源于古老的邻里分享及互助，其回报多是社区温情和感谢，甚至是无须感谢的自我成就和助人为乐的感觉。至于感谢，可以是“谢谢”两字，或是礼尚往来，或是投桃报李，但最好不是明码标价的金钱，否则就变味成商业交易。
分享经济是邻里分享的智能化，只是社区更大更复杂，感谢方式也就需要更好的设计。从分享经济发展来看，那些没有货币中介的分享经济依然生机勃勃，而货币介入的分享经济变成整治对象。即使Lyft以“接受捐款”名义获得金钱也会引起反对。去货币成为分享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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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既要去货币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引入社区货币成为创造性的选择(37)。具体来说，在区域限制性较强行业如交通和住宿的分享经济交换中使用社区货币(38)，社区货币可用货币买入和提供分享服务获取(39)，但需要在本地指定商店与机构消费，而且社区货币值需定期贬值(40)，既可实现分享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可促进本地其他经济发展。当然，社区货币需要精心设计与谨慎实施，这里仅是倡议与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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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建议
(一)区别分享经济和其他平台经济，实施分类管理
分享经济是平台经济的特例，在平台经济中占比不高，但影响深远，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分享经济平台连接的是朋辈的闲置资源，与匹配专业供给者的其他平台有着显著的差异，需要区别对待和分类管理。虽然目前中央和国务院文件没有明确提出发展平台经济，但大力支持的互联网+经济就是平台经济，没必要把其他平台经济纳入分享经济名下，否则会影响彼此发展。
(二)强化分享经济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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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迅猛崛起，并以诸多新模式和新理念，对人们的生活与营生产生重大冲击。然而，国内外理论界对分享经济的研究明显滞后(41)，导致分享经济界定混乱、争议不断、想法多而理论分析不足，政策制定者无所适从。这种局面应尽快扭转，学界需要强化分享经济研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倡导生产消费者理念，监管生产消费者资质转变
分享经济依赖生产消费者理念，通过生产消费者身份转换，实现朋辈间闲置资源分享。生产消费者是个新理念，值得倡导。然而，消费者与生产者差异较大，当消费者以闲置资源开展相关服务而成为生产者时，必须遵守相应行业规则与资质要求，其资质不仅需要满足相关平台的规范认证，还应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免行业事故发生。
(四)迎接区块链革命，创建基于区块链的分享经济新图景
分享经济依托社交媒体和用户评级、评论等方式，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增强彼此的信任，降低交易费用，促进陌生朋辈分享闲置资源。这种方式涉及人为因素较多，效果受限。因此，随着“信任机器”区块链技术的出现(42)，以及“区块链革命”的发生(Tapscott and Tapscott, 2016)，天生具有“对等(43)、去中心、去信任，完全透明”特性的区块链技术被迅速引入分享经济，产生了基于区块链的分享经济模式(Sundararajan，2016)(44)，被誉为“分享经济2.0”(45)。我国分享经济发展深受信誉不足困扰，亟须引入区块链技术与理念，从而创建基于区块链的分享经济新图景。
(五)要求平台企业自我规制，强化平台的规范与监管
分享经济是基于智能平台的新经济，而平台是以接口为特征的新业态(钱平凡、温琳，2013)，允许接口接入用户的差异直接影响分享经济的性质。因此，一方面要求平台企业自我规制，严格按规定对接朋辈的闲置资源，审核生产消费者资质，维护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另一方面要求平台企业开放平台并与政府相关平台对接，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规范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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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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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orna Gold博士以此概念分析了1991年在巴西圣保罗诞生的、由宗教组织发起并获得当地政府支持的利润分享的共享经济(The Economy of Communion，简称EOC)，EOC衍生于Focolare Movement，后者是有着宗教体验的Chiara Lubich女士于1 943年在意大利特兰托创办的旨在团结一致、相互帮助的宗教运动。Chiara Lubich于1991年在巴西的旅行中发起了The Economy of Communion in Freedom计划，旨在借助教徒力量创办利润分享的商业以消除社区贫困，是把宗教与世俗资源汇集在一起合作发展的新经济模式，而Communion含有“共享、共有，宗教团体”等意思，EOC意味着“宗教参与的共享经济”。Loma Gold博士在2000年7月提交的博士论文“Making space for sbaring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Focolare Movement's Economy of Sharing”中，用“Economy of Sharing”指代“Economy of Communion”，并于2004年以“The Sharing Economy”出版了该博士论文。
②据谷词趋势(Google Trend)查询，2013年3月之前，分享经济一词的热度均在10%以下，2013年3月快速升到23%，2014年6月达到82%，2016年4月达到96%，目前为85%左右。
③如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协作消费)、Collaborative Economy(协作经济)、Access Economy(使用经济)、Peer Economy(朋辈经济)、On-Demand Economy(按需经济)、The Platform Economy(平台经济)、Gig Economy(零工经济)、Rental Economy(租赁经济)、Circular Economy(循环经济)、Gift Economy(礼物经济)、App Economy(应用程序经济)等。
④美国商务部经济与统计管理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于2016年6月3日发布了“数字撮合企业：‘分享经济’空间中的一个新定义”(“Digital Matching Firms: ANew Definition in the‘Sharing Economy' Space”)的报告，其中将分享经济定义为“数字撮合企业”，作者是Rudy Telles Jr.。
⑤Tom Slee's的《你的什么是我的：反对分享经济》(“What's Yours Is Mine: against the sharing economy”)将由Or Books于2016年年内推出。该书的名字是针对Botsman和Rogers于2010年出版的《我的也是你的：协作消费的兴起》(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Botsman在2013年3月9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大家都盯着分享经济”一文中，用协作消费指代分享经济。
⑥如Shareholder(股东)就意味着分享投资机会与收益，但也分担(摊)了投资成本与可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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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基于共享的分享经济是基于共享的经济(Commons-based Economy)的特例，后者是共享中心(On the Commons，简称OTC)大力倡导的经济发展模式。OTC是2001年创立的共享运动战略中心，旨在：一是构建并为共享运动带来可见性；二是发动并催化共享事业；三是培育并鼓励共享领袖。OTC于2014年3月出版了“分享革命：共享经济的要点”电子书(Jessica Conrad and On the Commons，Sharing Revolution: The essential economics of the commons)。OTC着重于共享(Commons)的发展，而社区是共享的重要形式，强调共享在分享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放大器作用，没有共享就没有分享经济，甚至没有市场。
⑧“分享经济”这个词2008年前后开始在旧金山及硅谷的记者和公众人物中开始流行起来，主要描述促进人们协作消费的技术平台。
⑨部分作者认为分享经济应像沙发客(Couchsurfing)那样免费，大部分作者认为分享经济既可免费也可有偿，极少数作者认为分享经济必须有偿。
⑩多数作者认为分享的是个人闲置资产与服务，但也有部分人把单位的闲置资产也纳入分享的范围，甚至把2000年在美国波士顿分立的基于互联网的分时租赁公司Zipcar的出租车也当作可分享资产，进而把该公司当作分享经济的先驱乃至“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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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大多数作者认为分享经济的主体是个体，而且是朋辈(Peer)，视分享经济为朋辈经济(Peer Economy)者更是强调朋辈间分享；部分作者认为分享主体可以是企业或其他组织的闲置资产；部分作者认为可兼顾。
⑿多数作者认为分享的回报物是货币，通过分享闲置资产获得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甚至以此方式谋生；少部分作者认为分享应获得回报，但回报物非法定货币，倡导使用社区货币。
⒀不同作者为了突出分享经济的不同特点进行不同界定，如平台经济强调分享经济利用平台特性，朋辈经济强调分享经济的朋辈间分享特性，而使用经济强调分享经济的使用重于拥有特性。
⒁协作经济(Collaborative Economy)是绕过了传统中介和分销渠道，通过撮合“需求者”与“拥有者”而发掘未充分使用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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⒂朋辈经济(Peer-to-peer/peer Economy)是连接买卖双方而促进个人间直接交换资产的系统。使用该术语时，应考虑所举例子是否真正使用个体对个体的朋辈机制。
⒃根据韦伯斯词典界定，Peer是属于相同社会群体如年龄、性别和社会地位等的个人。朋辈意指志同道合者或同仁，同等的人或圈子里人。
⒄生产消费者或产消者(Prosumer)是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创造的、意指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二为一的新概念，其本意是消费者承担了生产者的部分职能(阿尔温·托夫勒，1984)。2000年美国营销人士比尔·奎因博士在《生产消费者力量》书中，以产消者概念倡导推荐营销行为，即在消费某产品或服务的同时推销给其他人而获益，从单纯消费者转变为产消者(比尔·奎因，2004)。2013年美国马里兰大学Ritzer教授在分析互联网时代生产与消费混在一起的现象时，赋予其消费者转向为生产者角色的新意(Ritzer，2013)。2014年美国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中，其产消者指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进行生产(Rifkin，2014)。
⒅蔡斯在2015年出版的《朋辈公司：人和平台如何正在创新协作经济及再造资本主义》中，认为分享经济实际上是协作经济，余闲能力(Excess Capacity)、平台(Platforms)和朋辈(Peers)是朋辈公司的核心。这里的Peer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小公司，但以个人为主。
⒆Loconomics是2011年在旧金山成立的一家平台合作企业(platform cooperativism)，成员通过平台对接劳务，平台企业不收取佣金，成员参与平台公司管理并分享利润。
⒇Zoe Oja Tucker于2015年以“The True Sharing Economy”为题介绍了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几家合作社，其中，面包店Arizmendi的负责人认为他们是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y)，而非分享经济；但Loconomics公司创建人则认为他们是基于平台且分享拥有的真正的分享经济，是解决分享经济所面临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平台合作化网(http://platformcoop.net/)则自称为新分享经济(The New Sharing Economy)。
(21)欧洲最大的分享企业JustPark创始人亚历克斯·斯特凡尼在2015年出版业内颇有影响的著作《The Business of Sharing: Making it in the New Sharing Economy》，其副标题就突出新分享经济概念，并声称：“我们曾经忘记了如何分享，现在又想起来的。我将复兴的分享模式称为‘分享2.0’”。
(22)2014年12月，普华永道(PWC)发布了在业内颇有影响的“分享经济”报告，将分享经济界定为“允许个体和群体从使用不足的资产中赚钱，在这种模式中，有形资产被分享成服务”。这个界定并不准确，因此，所做估算也不精确，其数据仅能说明全球分享经济具有一定规模并将快速增长。
(23)“分享经济”一词2015年2月刚被收进牛津词典在线，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就首次提出“发展分享经济”，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与“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党中央和国务院迅速将发展分享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作为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予以大力支持。
(24)2014年全世界汽车保有量为12.36亿辆，其中，乘用车保有量为9.01亿辆，若其中80%为家用汽车，则全世界仅汽车的闲置能力就高达6.3亿辆。在这些国家中，2014年美国与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分别为2.58亿辆与1.42亿辆，高居世界第一与第二，其闲置能力分别为0.91亿辆与0.79亿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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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分享经济的供需方是陌生人，但通过社交网站的丰富信息了解彼此，尤其通过评级与评论了解彼此的信誉，在交易确定前双方都有一定的了解，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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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作为分享经济出行业颇有争议的典范，Uber于2010年6月在美国旧金山正式上线，到2016年8月底，已在全世界72个国家的425个城市开展业务，每月有3000万用户，这不是任何一家传统出租车公司发展可以想象的速度与业绩。乘车用户通过Uber打车软件随时随地叫车，而驾驶员来自那些通过Uber认证的私家车车主。与此同时，Uber通过人工智能与地图定位，缩短了人车对接时间，实现了可视化管理，提高了用户体验，也提升了车主效率与效益。而至2015年底，分享经济住宿行业的典范Airbnb已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0多个城市上线，对接了超过百万间客房，累计房客总数超过4000万人。相比之下，全球最大的连锁酒店洲际酒店集团目前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66万间客房和4400家酒店，而这个酒店帝国迄今已超过65年，Airbnb除了在极短的时间内在规模上超过世界最大的酒店集团外，还提供了诸多后者诸多难以提供的服务，尤其是极为丰富的个性化，以及“回家”的感觉和了解当地文化及生活的真实体验。
(27)BlablaCar于2006年创立于法国巴黎的一家长途拼车服务公司，帮助旅行者寻找与自己出行路线相同的汽车并预定座位，通过这种方式，车主将获得部分额外收入，而旅行者也可节约更多费用。BlablaCar的车是私车旅行，车主本是消费者，通过拼车载客变成消费的生产者，既分摊掉自身的消费成本，又通过其资产和专长提供服务而获得额外收益，还降低了其他旅行者的旅行成本。
(28)威廉姆森界定的科层(Hierarchy)是相对于市场的企业，基于科层的协作属于组织内协作。由于政府也是科层组织，政府协作经济活动也属于基于科层的协作。
(29)威廉姆森的朋辈组织全称是“朋辈群体联合体(Peer Group Associations)”，是员工简单的“无科层联合体”。这涉及集体的、经常合作的活动，主要提供给那些分享收益但又没有臣属关系的人。威廉姆森的朋辈组织是一种合作社，员工分享股权投资，朋辈意味着彼此平等、没有臣属关系，但实际运作中还是有臣属关系，可能这种臣属关系是根据工作的需要而变动。这种朋辈组织现实中罕见。
(30)因研究共享治理而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生前最后一次演讲的题目是“共享的未来：超越市场失灵和政府规则”，把共享作为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模式。Bollier在《像共享者一样思考》中提及，部分共享者认为应把共享作为政府、市场外的第三种治理机构，形成市场/国家供享的治理格局。
(31)《经济学人》于2014年4月26日刊出“分享经济：兴旺与反击”(Boom and backlash)一文，介绍优步和空中食宿在世界一些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在另一些城市受到强烈抵制与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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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越来越多的作者认为，Uber和Airbnb分别对接私车与乘客、房主与旅客，以此谋利，而私车与民宅既没有营业执照也不用交纳税收还不受行业监管，以此谋利当属“黑车”与“黑店”。2007年创建的私车搭乘服务公司Lyft为了规避有关法规，将收费改称“接受捐款”(Accept “Donations”)，但仍然被称为“黑车”。
(33)美国加州大学的Kenney和Zysman教授于2016年发表的“平台经济兴起”一文中，把优步等模式称为“在玩政策套利游戏”(Play a game of policy arbitrage)，即优步违背行业内保护用户、员工、社区与市场的监管法律(Kenney and Zysma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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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据2014年4月26日《经济学人》的“分享经济：兴旺与反击”介绍，在纽约空中食宿网上挂牌的房主中有1849人多于一套房产，占总量的30%，其中102户房主拥有超过七套以上房产，是专业出租户。
(35)平台经济是以平台且多是数字平台或智能平台为支撑的商业模式及经济体系，如Facebook、Google和eBay等都是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Kenney and Zysman，2016)。
(36)美国商务部于2016年6月3日发布分享经济报告，3天后Alison Griswold就在网上发文“美国政府赋予分享经济的新定义是最差的”(The US govemments new name for the sharing economy is the worst one yet)。
(37)社区货币(Community Currency)是由社区中的一群人达成协议，接受非传统的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具有内在的互利性；社区货币类型很多，其中，时间美元最具影响，时间美元是埃德加·卡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创立的以服务小时数作为记账单位的一种互助信贷体系，美国税收机构对以时间美元进行的交易免税(贝尔纳德·列特尔，2003)。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也倡导使用共享货币(Commons Currency)，以便区分在共享制度下与在市场制度下经营方式的差异(Rifkin，2014)。
(38)为了鼓励朋辈分享闲置资产，可引入社区货币或区域货币，规定这类交换只能使用社区货币。以北京的交通与住宿业来说，由于这两类行业不仅受政府管制较严，而且使用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其市场价格较高。考虑到北京的私车与民宅的闲置量大，适合也应该大力发展分享经济，车主和房主可以闲置资源为他人提供服务而获得一定的回报，但收取的是北京社区货币，价格不能超过同类市场服务价格的70%—80%，而北京货币只能在北京本地指定的商场与服务场所消费，不能直接兑换人民币。这样既鼓励车主和房主以闲置资源与朋辈分享而获得适当补贴，又不至于变成专业服务商；同时，在京人士或来京差旅人士也可以较低价格获得体验北京文化及分享北京闲置资源的机会，降低北京商务与生活成本，促进北京本地经济发展。之所以把价格限制在正常市场价格的七至八成，一方面是遏制车主和房主过多服务的动机(Lyft的接受捐款就相当于同类出租车价格的80%)；另一方面，由于私车和民宅的分享，没有执照费与税费等，成本较低，这部分节省下来的费用应让私主与乘客分享，鼓励分乘及来京旅游，进而促进本地其他经济发展。
(39)社区货币可用货币买入，消费剩余的社区货币可兑换货币，以便外地人临时便利地使用本地社区货币；本地车主与房主通过分享服务提供而获得的社区货币只能在本地指定商店与服务机构消费，或转赠亲朋，或私下兑换，但不能直接兑换，类似购物卡。
(40)德国地区货币Chiemgauer每三个月就得在纸币上贴上“纸条”，这相当于抵消了2%的纸币票面价值，目的是鼓励货币的流通。在设计分享经济的社区货币时，可借鉴该经验，刺激社区货币持有者消费而非持有。
(41)国内外有关分享经济的著作目前多出自于商业界而非学术界，近两年国际上分享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才开始增多，而国内尚未出现系统研究成果。
(42)《经济学人》于2015年5月刊文“下一个大事情”，首次介绍区块链(Blockchain)；2015年10月31日赞誉其为“信任机器”(The trust machine)，即“创造信任的机器”。
(43)对等(peer-to-peer)是指网上各台计算机有相同的功能，无主从之分，一台计算机都是既可作为服务器，设定共享资源供网络中其他计算机所使用，又可以作为工作站，没有专用的服务器，也没有专用的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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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La'Zooz是2013年在以色列成立的全球首家基于区块链的乘车分享公司，通过“去中心化”管理模式，让人们能以Uber价格的1/10享受到顺风车服务，同时在不通过第三方认证的情况下给司机缴付类似比特币的Zooz虚拟币奖励。受该公司的启发，Uber的原司机Christopher David 于2016年3月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德州奥斯汀的Arcade City拼车公司，利用区块链技术，让乘客可以在叫车前先浏览获知司机的信息资料；允许司机们自行决定打车价格，并在资料里标注自己的要价；对司机用户“发行股票”，拟让司机们在2020年前最多可以获得Arcade City的全部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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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LawrenceLundy于2016年5月12日发博文“Blockchain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2.0”，把建立在区块链上的分享经济称为“分享经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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