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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三方面资源，构建中国社会建设理论
发布时间：2017-05-11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权责观的论述以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吸收中国儒家倡导的士大夫担当精神以及自立自强的传统美德，借鉴发达经济体社会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提出“关键少数有担当、普通群众能自强”的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框架和基本思路。据此，我们提出三方面的政策建议：通过德能并重的招生、适切性教育以及合理薪酬待遇，保障党政干部等体制内关键少数的担当意愿和能力；通过简政放权和复合治理机制，有序激发社会上关键少数的活力；通过投资型民生制度体系，实现普通群众共建共享，即以社会投资性强的赋权授能项目为重点予以优先发展，而以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消费性强的社会项目为底线予以控制发展。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政策，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社会建设包括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就这一领域如何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谈点体会和建议。
一、事业发展和实践问题呼唤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个十亿级人口大国同时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重转型，国际上可借鉴的经验不多。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正经历新常态，政治正走向新生态；与此同时，社会建设领域必须做出调整和变革。这既需要实践探索，也需要理论创新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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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挑战，需要加强理论研究，总结经验教训。2012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报告指出，在过去十来年中国社会保护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16年11月20日，中国政府获得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颁发的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而同一天有外媒报道，“老龄化加速让中国财政不堪重负，社保改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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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部分是由于没有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主体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建设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借鉴了很多国外经验做法，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往往借鉴的是西方国家的现行制度安排和理论，而对其历史演进过程和支撑条件研究得不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我国低保成了“唐僧肉”，与忽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制度设计和研究有关。我国低保制度参照西方现行做法，过于强调人性化和普惠性，而忽视了西方在几百年制度演变中曾对被救助者所采取的控制性措施，包括剥夺选举权、对受助家庭进行突击检查等。正是由于历史演进过程中所贴上的耻辱标签，当今西方较为人性化的社会救助制度才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福利滥用问题。再如，我国一些民众存在的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倾向，与忽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民生保障制度研究有关。人们经常提及西方高福利国家的公民权益，但很少人介绍有关国家公民所尽义务，包括部分西北欧国家实行所有居民家庭收入财产公开制度、美国等国家实行家庭收入和税收申报以及严格的核查制度。高福利是建立在公民按时足额缴纳税费甚至牺牲家庭隐私的基础之上的。
我国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部分是由于没有有效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宝贵资源。比如，与同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吃低保”的人口占比明显偏高，且平均领取年限偏长，这是由于我国适度普惠性的低保制度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勤劳致富和家庭互助等传统美德；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在核定申请者收入时，假定有劳动能力而未就业者可得到当地最低工资，有子女的老人可得到晚辈的赡养费。再比如，我国现行老龄工作方针过于强调国家和社会责任，没有体现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的责任，其结果是我国高龄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同等经济水平国家，老年收入构成中劳动收入占比明显低于东亚经济体。在“未富先老”和快速老龄化的紧迫形势下，近年来中央提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并相应调整了养老服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涉老领域的政策，但是有关部门仍然简单地理解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将老年人视为被照顾、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不愿进一步调整涉老政策或不能很好地落实中央政策。
我国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部分是由于没有全面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关于历史经验教训的内容。在收入分配领域，我国公共部门存在的腐败问题，部分是由于实行了不当的激励机制，重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覆辙。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①，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公共部门曾经普遍实行绩效工资，商业化导致公共雇员收入偏高、腐败和执法不当等问题。美国政府随后废除了绩效工资，在60多年里实行的是岗位工资制。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公共部门又在原有的岗位固定工资主体框架上添加了少量绩效工资。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听到的看到的多是对岗位工资的批评和对绩效工资的推崇，加上我国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以及对计划经济的不当反思，这些共同导致了我们对绩效工资的盲目崇拜和在公共部门普遍过度采用绩效工资。由于商业利益的不当导向以及公共部门绩效难以测量，以绩效工资为主导的工资制对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事业以及政府部门公益性的损害正在逐步显现。在医疗卫生领域，制度模式学习借鉴也存在很大偏差。过去二三十年，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主要是在借鉴宏观绩效很差的美国模式。因此，改革工作重心一直放在鼓励医疗服务之间和保险服务之间的竞争。这种商业化或市场化的选择，加剧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逐利性。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促进健康的楷模，现在由于盲目学习染上了“美国病”。面对这一巨大反差，最近中央及时提出了“健康中国”的战略，力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公平高效的国民健康促进道路。但有些部门有些地区仍热衷于医药卫生产业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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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基本上是“两张皮”。在实践上，突出的问题是矛盾多发高发、维稳成本很高，很多地方也有不少探索创新，比如成都、杭州等地创建的国家与社会及产业之间的“复合治理”模式，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在学术界，主流的声音是推崇西方的多主体、多元竞争的自主治理模式，对国内实践探索关注得不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重要的基本国情认识不到位。
二、融通三方面资源，构建“关键少数有担当、普通群众能自强”的社会建设理论
通过融通古今中外3方面的资源，我们认为“各尽所能”，特别是“关键少数有担当、普通群众能自强”是新形势下优选、可延续的社会秩序，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的理论框架。
“各尽所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十分强调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关键少数的担当精神。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做人和为官要有担当精神。比如，在2014年10月举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总书记告诫官员们：“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中，共享是一项重要内容，并且中央强调共建共享。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破解难题的同时，也很重视“立”，致力于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特别是基于公平正义价值观，最终形成一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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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当今中国整体上不能选择老庄“自然无为”的道路，而孔孟之道所提供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等思想资源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意义。孔子“仁”的观念，就是以人之内在的普遍自觉的道德意识去开掘价值之源和建立精神支柱。这也是孔子针对当时新生的精英阶层，也就是士人阶层提出的新要求。孔子努力去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后来《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来说明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实际上是将道德、人伦、政治熔于一炉，也将自己、他人、家庭和国家融为一体。到了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表露出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社会担当意识，特别呼吁士人阶层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并反复强调当政为官者要成为下层百姓亲近效仿的道德楷模，即“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对于士人阶层的日常修养，也明确地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为人处事之道，体现了一种不为权势或名利所折服的强烈尊严感。
在与西方的对话中，要全面研究三种不同发达经济体的社会建设实践，包括其现代化早期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要更多借鉴与我们文化相近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做法。在发达经济体中，主要有三种社会体制。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补缺型福利社会体制，二是以西欧为代表的普惠型福利社会体制，三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型福利社会体制。从社会成员各尽其能的情况来看，这三种社会体制有些差别。在补缺型福利体制中，精英总的来看很有担当，但普通群众自强的能力有问题。以美国为例，其非裔和拉丁裔学生中15%不能完成中学教育，10%左右的国民没有医疗保险。在普惠型福利体制中，关键少数有担当，但普通群众自强的意愿有问题，比如随着人口寿命延长，西欧人的工作年限和每年工作时间都在缩短。在发展型福利体制中，关键少数有担当，且普通群众自强的能力和意愿都较强。在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代表性的国家，中学生在国际学生能力考试中取得的分数都位于全球前列，且公平性很好；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收入的40%来自继续工作。尽管在三种体制中，精英整体上能够维护社会规则，但其担当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有区别的。在补缺型体制中，精英的自我组织能力很强，自主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经典案例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在普惠型体制中，社会伙伴在政府的监督下合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经典案例是德国多年来坚持的社会伙伴合作的职业教育。而在发展型体制中，社会精英愿意分享发展机会和成果；经典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韩国威权政府推动的“教育平准化”运动。
从公平可持续性来看，三种社会体制也各有优劣。以美国为代表的补缺型社会体制的创新能力很强，但公平性较差，黑人等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性较差。尽管美国体制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比如奥巴马成为总统，但不利于黑人等少数族裔整体的社会阶层流动。以西欧为代表的普惠型社会体制的社会质量很高，但经济持续性较差。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型社会体制的效率很高，但生活质量较差。
总之，按照各尽其能来定义的“关键少数有担当、普通群众能自强”的社会新秩序，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高度一致。此外，它还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借鉴了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这样定义的理想社会，似乎与传统的基于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有所区别，但“各尽其能”本身也是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是后者的动态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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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照各尽所能的理论框架，完善我国社会建设的制度设计
在“关键少数有担当”方面，为了培养和维护关键少数的担当意愿及能力，可推进三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
通过适切性教育和选拔，弘扬关爱他人和社会的公益精神以及辩证客观地看待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方面的体制机制保障包括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以及教学内容和方式改革。重视担当精神相关考核办法的设计，推进和完善我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同时，应与我国基本国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适应，积极探索我国社会科学教学内容改革和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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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公职人员的合理待遇和应有尊严，维护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在公共部门中可从建立医护人员年薪制入手，以取得早期成果。通过监督和引导医务人员合理诊疗，为公共部门普遍推行薪酬制度改革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通过简政放权，激发社会上关键少数的活力，构建复合型社会治理理论和制度体系。要向各领域的社会精英放权；要特别注意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合治理架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推进有条件事业单位转为社会组织的改革。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新思路做好民生工作。与此思路相一致，我们提出“普通群众能自强”的民生工作方针，并区分民生工作的重点和底线。主要政策建议有以下三个方面：
构建发展型或投资型民生保障理论和制度体系，以社会投资性强的赋权授能项目为重点予以优先发展，而以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消费性强的社会项目为底线予以控制发展。在开展担当性精英教育的同时，要强力推进现有的有利于教育机会均等化的改革措施落地。以改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为突破口，包括建立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年薪制以及对逐利行为的监控机制，完善和加快推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体制改革，推动“健康中国”优先战略的实施。
实行积极的应对老龄化方针，帮助老人自立自强。调整将老年人视为被动接受者的所有涉老政策，给真正需要兜底的老人更加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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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造血式”扶贫，在政策投入同时，精准扶贫要注重贫困社区和家庭内生能力建设。对于低保人口，也要强调自立自强，调整低保政策，化解低保福利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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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思路，我们对完善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建设提出了几点综合性建议。
凝聚共识。要团结、信任和积聚知识界力量，重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总结中国道路的成功机理和指引未来发展。在构建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中国基本国情，要注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要借鉴发达经济体国家建构经验教训，特别是其现代化早期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基本制度建设。
扬长补短。我国的政治经济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利用未来一二十年中高速增长的机会，着力建构“关键少数有担当、普通群众能自强”的基本制度框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纠正社会建设领域过度市场化、商业化的做法。着力改变分权不足的问题，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要充分鼓励地方和基层进行探索；要探索国家与社会之间多形式的复合治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要充分信任各方面的关键少数，同时多渠道改善监管，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管、社会监管和行业自律，并严格处理违法违规者和违背信任者。要进一步加强公开透明，包括行政审批程序、公共服务对象的基本信息以及公职人员的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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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阻力、增强支持。可以适当借鉴军队改革的做法，通过“抓大老虎”的反腐方式消减医疗卫生和教育这两个重点民生领域既得利益者对重大改革的阻力。可以通过改善社会投资型公共服务，尽快取得早期成果，寻求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领域重大改革的支持。可以通过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酬待遇及改善待遇结构，维护和激发干部职工推动改革的热情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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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契约。重要的关系包括新型党政关系、政商关系、政社关系以及国家与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另外，要支持家庭建设，帮助家庭更好地发挥基础作用。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有希望在2020年前后建立起社会发展新秩序的框架。当然，这也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党政高级领导干部的担当和决断，地方政府的探索创新，公职人员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重建，以及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和高财富群体的集体觉醒和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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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Nicholas R. Parrillo, 2013, Against the Profit Motive: The Salary Revolution in American Government, 1780-1940, Yal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