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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方法的探索及启示
发布时间：2018-06-14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硬性约束背景下，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测度评价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质量更为科学。本报告对经合组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框架和主要结论进行了系统介绍。结果显示：在过去20余年间，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而BRIICS国家则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源消耗或重污染产业的国家，生产率贡献往往被高估，而注重投资于资源高效利用或致力于污染减排的国家，生产率贡献则被低估。鉴于多数经合组织国家污染物排放持续降低，其经济增速应被调高，反之则应被调低。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须密切关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完善相关统计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体系。
关键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经合组织，核算框架，主要结论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然而，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和评价指标，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存在局限性，其并未考虑自然资源投入与环境因素，从而不能系统反映经济增长的全局性情况(OECD，2013，2014，2016)。为更好地体现环境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合组织(OECD)近年来开发了一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框架，并尝试着将其应用到全球46个国家的生产率分析工作中，以期在引导政府经济决策绿色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学术界也开展了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但相关测算多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陈诗一，2010；胡晓珍，2011；匡远凤，2012；王兵，2015；王占风，2017；王凯风，2018；等)，且受制于方法论和数据可得性，指标应用范围也十分有限。为此，系统了解并充分借鉴经合组织生产率核算的分析框架和分析经验，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理论与实践，进而助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一、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局限性
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国际可比生产率指标对于评估一国经济表现至关重要。为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经济学家往往借助于全(多)要素生产率(MFP)这一指标，它已被政府和研究机构使用了50多年。MFP衡量的是经济产出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变化来解释的剩余部分，主要反映的是技术进步和管理改进对经济增长贡献。通过对比劳动和资本产出与GDP之间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进步或效率提升在推动一国经济产出方面的贡献。
MFP指标具有四方面主要特征：一是概览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总体概况。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一样，国家层面的MFP在产业或微观经济层面汇总了潜在的重要差异。二是回顾性。这由其基于历史数据来衡量一国既往经济表现所决定。为此，对任何一国增长前景的判断，须充分考虑其未来经济环境所可能发生的变化。三是敏感性。在经济衰退期，MFP可能会出现失衡性下滑。通常而言，从更长时期来分析MFP增长趋势或将MFP表示为在产出增长中所占份额，将有助于减缓这一影响。四是相对性。MFP衡量的是生产率随时间的增长状况，而非现状水平。因此，在解释这一指标时，不能将其与对GDP水平的贡献混为一谈。
然而，MFP指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般而言，MFP核算仅以劳动力和生产资本作为要素投入，以GDP作为产出(如图1所示)，并不能全面反映自然资源投入和为污染减排所付出的努力。而在评估一国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前景时，遗漏环境污染排放和自然资源使用因素，势必会给决策者带来误导，并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政府决策。为此，需要对生产率测度指标作出调整。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些资源的国家收益已反映在GDP中，但并没有充分考虑其作为投入要素的利用状况；同时，尽管污染减排成本也已反映在增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本投入中，但污染治理的产出同样未予以充分考虑。
二、经合组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进展
为更好地把握环境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合组织迈出重要一步①，开发了国家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也称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EAMFP)，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参见《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2016)。如图1所示，该核算框架将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增长分解为不同要素投入的贡献，包括劳动资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②以及EAMFP增长。作为广义经济生产率指标，EAMFP增长衡量的是在考虑自然资源消耗和不良环境副产品产出的同时，一国从一整套既定投入中获得收益的能力。
图1 EAMFP与MFP核算框架
与传统MFP相比，EAMFP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更强的包容性上，它不仅考虑劳动力和生产资本投入，还考虑自然资本投入；不仅衡量GDP产出(理想产出)，还拓展到衡量污染产出(不良副产品)。这一拓展势必更有助于准确识别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也更有助于对经济绩效和未来增长前景作出更为科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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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2016)，经合组织对原有核算框架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改进工作：一是拓展完善了原有生产率核算框架和方法论，提高了指标解释的简易性——目前以与GDP增速直接可比方式表示，增加了对EAMFP含义理解的直观性。二是拓展出“自然资本贡献的增长”(测度的是目前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基于环境因素的产出增长调整”(测度的是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来换取)两个相关指标，为深入分析经济增长来源和长期前景提供了支撑。三是基于国别间差异化的污染弹性系数估算，进一步完善核算方法，进而以具体化的国别评估来更好地来反映环境问题。四是核算账户由之前仅涵盖3种类型空气污染物拓展到8种，包括温室气体(CO2、CH4、N2O)和空气污染物(PM10、CO、NMVOC、SOX、NOX)排放，同时地下资源资产增加至14种，包括硬煤、烟煤、天然气、石油等化石燃料和铝土、铜、黄金、铁矿石、铅、镍、磷、银、锡、锌等矿产。五是核算区域也由之前涵盖25个国家拓展到目前的所有经合组织和G20国家(46国)，并将核算期由1990—2008年拓展至1990—2013年。此外，EAMFP还可以贡献于更为广泛的生产率分析工作，也有助于推动经合组织国家一系列生产率指标的进一步绿色化。
目前，EAMFP核算框架仍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经合组织的目标是实现指标的年度测算和数据的及时更新，并且逐步覆盖所有国家；同时，还会将其应用到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指标报告以及一系列国别研究中，如《经合组织经济调查报告》和《经合组织环境绩效评估报告》等，这些都将为政策的相关性评估提供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经合组织未来工作重点将紧紧围绕如何应对目前数据缺口等挑战来展开，如可投入更多精力去开发完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等。
三、经合组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结果
(一)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差别很大，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而BRIICS国家③则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
经济增长核算过程需要识别增长动力的源泉，涉及劳动力、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以及上述因素不能解释的增长份额(即EAMFP)。这四个要素的总和就是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增长。如图2所示，过去20多年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差别很大。比如，劳动力不足是制约日本和拉脱维亚等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对生产资本投资的持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土耳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而自然资源开发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智利和以色列等国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此外，生产率的提升则解释了德国和芬兰等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
图2 1991—2013年经合组织和G20国家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提升对环境因素调整后GDP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不难发现，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中，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而BRIICS国家则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持续增加。以中国为例，如图3所示，两条线之间的间距代表了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间距越大，劳动力、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就越大；间距越小，则代表生产率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因此，从长远看，需要缩小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距。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包括更多的劳动力、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投入。然而也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EAMFP增长非常快(远高于同期OECD国家水平)，到1995年之后基本接近于经合组织国家水平。
图3 1991—2013年中国与经合组织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与EAMFP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二)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源消耗或重污染产业的国家，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往往被高估；而注重投资于资源高效使用或致力于污染减排的国家，生产率贡献则被低估；从长期看，提高生产率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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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MFP是EAMFP核算框架在不考虑自然资本投入和环境治理因素情况下的一种特例。对比MFP和EAMFP核算结果不难发现，在产出增长严重依赖自然资源消耗或重污染产业的国家，如中国、韩国、俄罗斯等，生产率的贡献往往被高估；而长期投资于国内资源高效使用或污染减排的国家，如保加利亚、哥伦比亚、卢森堡、捷克等，生产率贡献则被低估，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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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1—2013年经合组织和G20国家MFP与EAMFP对比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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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和G20国家都见证了过去20多年间基于不同原因所形成的EAMFP的提升，如图5(左)所示。其中，爱沙尼亚和爱尔兰等国的生产率提升步伐最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清洁技术使用等是其主要原因；而土耳其和希腊等国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其经济增长往往更多依赖于生产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持续增加而非技术进步。需要说明的是，EAMFP的正增长意味着一国在利用投入来生产商品或减少污染方面表现较好，并非意味着已实现了环境质量的改善。比如，在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相对脱钩情形下，单位总投入的产出通常比单位污染排放的产出增长更快，但污染物排放总量可能仍在增加。为便于理解生产率的增长，图5(右)反映了EAMFP增长在国家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这有助于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或生活水平的各国进行比较。如冰岛、德国、芬兰或日本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超过80%)是通过提升生产率来实现的。不难发现，在全球自然资本约束趋紧背景下，提高生产率(EAMFP)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唯一途径。
图5 1991—2013年经合组织和G20国家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值(左)及所占比重(右)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三)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智利和以色列等国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本投入的依赖最大，而英国、匈牙利、丹麦等国则已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脱钩
自然资本的贡献率反映的是一国经济增长对国内自然资源使用的依赖程度。需说明的是，该指标仅衡量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增长情况，而非现状。因此，自然资本的零贡献并不意味着一国在一年内不使用任何国内资源，而是代表其经济增长继续依赖于与上一年相同的投入方式。
核算结果显示(如图6所示)，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智利和以色列④等国的自然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了很大份额。这引发了人们对一些资源依赖型国家能否长期维持过去增速的担忧。同时还应看到，在英国、匈牙利和丹麦等，自然资本投入的减少是通过增加其他要素投入(如劳动力和生产资本)或提升EAMFP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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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91—2013年经合组织和G20国家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值(左)及所占比重(右)
注：会计视角下的增长核算仅仅测算的是不同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直接贡献，而间接投入，如与资源开采增加相关的任何劳动力和生产资本投资则并不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四)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实现了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其GDP增速应被调高以准确反映其增长绩效；而许多非经合组织国家，这种调整为负向且幅度很大
基于环境因素考量来调整产出增长十分重要。“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增长”指标可以兼顾经济发展(GDP)和污染治理两方面因素。它深刻揭示了各国(绿色)增长的真实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标仅衡量调整量的变化，而非现状；基于环境因素的GDP零调整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污染排放与上一年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因素调整后的经济增速等于实际GDP增速。
如图7和图8所示，在过去的20多年间，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实现了污染物排放量的降低，因此其GDP增速应被调高以准确反映其增长绩效；相反，在许多非经合组织国家，如印度、沙特阿拉伯、中国、哥斯达黎加、巴西等，其经济增长一度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因此这种调整应为负向且幅度很大，这表明在过去20多年中，其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获得的，且伴随着污染物排放的持续增加。客观看待各国为实现减排所付出的努力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反映出其以稀缺的自然资本投入来治理污染而非生产物质商品的事实。事实上，排名靠前的国家要么经历了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么真正付诸了重大的减排努力⑤，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无论怎样，这些调整都将有助于更全面地去了解它们的增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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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91—2013年经合组织和G20国家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与实际GDP年均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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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991—2013年经合组织和G20国家基于环境因素考量的GDP年均调整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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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显示了污染减排投入占产出增长份额最高的国家。为准确反映其在过去20多年所付出的减排努力，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GDP增速应向上调整30%左右。
图9 1991—2013年基于环境因素的GDP调整量占产出增长的份额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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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我们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须密切关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鉴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存在的局限性，作为对其重要补充，经合组织EAMFP核算框架的提出丰富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方法论，且正试图通过具体应用以推动各国政府经济决策的绿色化和科学化进程。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EAMFP指标，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有助于对发展前景做出更准确的评估，从而对加快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意义重大。
(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方法仍在不断探索与完善中，中国需加强与包括OECD团队在内机构的合作研究，根据中国绿色发展的实际要求，完善相关统计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体系
目前经合组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方法仍在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环境服务的覆盖范围仍然有限，目前仅限于8种类型的空气排放和14种矿产资源，如有更多更好的统计数据支撑，未来工作将进一步拓展至更大范围，同时会考虑更多类型的自然资本，如土地、土壤、淡水、天然林或野生鱼类等；同时，自然资本投入和污染排放产出的货币化转化方面，尚有巨大研究空间，目前核算方法中尚未考虑非市场环境损害和其他污染的社会成本，更未考虑到生态的损害和收益；此外，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维度进行的分析有待增加，核算框架也有待进一步扩大到覆盖更多国家和更长周期。就中国而言，受制于理论方法体系与统计数据支撑，目前围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所开展的工作多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一些研究机构如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规划院已经针对绿色GDP、生态生产总值GEP和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核算等开展了一些前瞻性研究和实践工作，其核算过程不仅统筹考虑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损害因素，同时兼顾生态环境保护收益，这对拓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框架意义重大。未来中国须加强该方面合作研究，在充分借鉴国外尤其是经合组织国家经验基础上，加快完善相关统计制度，开发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框架，为中国政府更全面理解经济驱动力、更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并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提供相关经验和支撑。
附录
经合组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方法论
经合组织提出的增长核算框架将劳动力、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作为投入，空气污染物作为非期望产出。该方法基于Brandt等(2013，2014)建立的模型发展而来。转换公式如下所示：
H(Y，R，L，K，S，t)≥1 [1]
此处L、K和S分别代表劳动力、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Y代表经济的期望产出(GDP)；R代表非期望产出(空气污染)。需要说明的是，K、S和R是多种类型的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污染排放的矢量。H函数随K、L、S投入以及非期望产出R增加而递增，随期望产出Y增加而递减。
当该转换公式中投入为1时，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为θ，即H(λ.Y，λ.R，L，K，S，t)=λθ.H(Y，R，L，K，S，t)。其并未对θ和函数的规模收益属性作先验假设。该参数与国别有关，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规模收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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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公式H随时间t的变化提供了一种衡量EAMFP增长的方法⑧
将公式[1]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t求微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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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代入公式[2]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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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弹性系数定义，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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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HY是转换函数对期望产出Y的弹性系数。由于H函数随期望产出Y递减，且Y和H为正，因此εHY为负；相反，由于H随投入和污染增加而递增，因此其对非期望产出和投入的弹性系数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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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与产出(GDP)增长直接可比的生产率测算方法，等式[4]两边同时除以转换函数对期望产出的弹性系数εHY。显然，结果以与GDP增速直接可比的方式表示要比以有效产出增长方式来表示更为直观易懂。此外，该方法与传统生产率核算框架中MFP以GDP增长直接可比方式来表示是一致的。
因此，EAMFP增长被定义为⑦：
最终，增长核算公式将环境因素(污染减排)调整后的GDP增长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和EAMFP增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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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6]描述了经济活动中各种投入要素如何产生产出。EAMFP增长即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增长中不能用传统要素投入增长来解释的剩余部分。它主要取决于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在生产过程所发生的变化。也即对于给定的投入要素，EAMFP会随GDP增长或污染减少而相应提高。基于环境因素的产出增长调整量衡量的是以折算为GDP增速方式表示的排放量变化对产出的影响，该指标在污染排放量降低年份为正，而在污染排放增加年份为负。因此，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增长可被理解为依据污染物总量和强度对GDP进行调整的一个指标。
该核算框架中弹性系数的作用十分重要。例如，产出对污染的弹性系数εYR越大，表明产出增长对污染排放的依赖越高，污染治理成本也越高。因此，εYR体现了一国在增加生产和减少污染之间的权衡。根据公式[5]，计算EAMFP增长需要明确转换函数对投入和产出的弹性系数。弹性系数(反映的是企业的技术特性)相关信息可以通过监控市场上企业的相关行为(如投入产出过程中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市场价格)来获取，一般通过利润最大化方法或者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计算或估算。经合组织将两种方法进行了结合：对劳动力、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而言，它们均在市场中交易，因此具有明确的价格，其弹性系数可通过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份额来计算；同时，由于污染物没有明确的定价⑧，其对产出的弹性系数可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计算。
整个EAMFP核算过程所需数据的来源包括经合组织生产率数据库(The OECD Productivity Database)、经合组织自然资本账户(Natural Resource Accounts)、经合组织环境统计数据库(Environment Statistics database)、全球企业联合会经济数据库(The Total Economy Database of the Conference Board)、世界银行国家财富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数据库(the Wealth Accounting and the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database)等。
注释：
①近年来，国际上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包括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欧盟，其中多是在产业层面所进行的生产率测算，旨在反映能源和物质资料作为中间投入对产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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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OECD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中的自然资本界定为自然资源，目前以矿产资源为主，后续仍在不断拓展。
③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南非。
④以色列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天然气的依赖很高。以色列国内天然气产量具有一定规模，且2009年在海岸线区域探测出较大储量。此外，在以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矿产资源也较为丰富。
⑤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途径很多，包括投资更清洁的技术、使用更清洁的燃料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
⑥EAMFP应从广义角度来理解，既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也包括技术的变革。直观而言，两种类型的改善都可以使得以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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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产出对污染和投入的弹性系数可从转换函数的弹性系数中推导。如产出对污染的弹性系数εYR=(-εHR/εHY)。它衡量的是污染排放边际增长所导致的产出的百分比变化。通过求公式[1]对污染排放的对数微分(投入和生产率为常数)，可得结果，由此。产出对投入的弹性系数可用类似方式求得。
⑧环境污染在市场中没有被明确地交易，尽管一些情况中，政府已“构建”了此类市场(如特定领域的污染排放交易体系)，但多数情况下，环境监管中生产者的隐形“私人成本”并不能被直接监测到。
参考文献：
[1]陈诗一，2010：“中国的绿色工业革命：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解释(1980—2008)”，《经济研究》，第11期。
[2]胡晓珍、杨龙，2011：“中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及收敛分析”，《财经研究》，第4期。
[3]匡远凤、彭代彦，2012：“中国环境生产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
[4]王兵、刘光天，2015：“节能减排与中国绿色经济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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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占风、赵琼，2017：“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与OECD国家的数据”，《数量经济研究》，第2期。
[6]王凯风、吴超林，2018：“收入差距对中国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28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的证据”，《经济问题探索》，第2期。
[7]Cárdenas Rodríguez M., Haščič I. and Souchier M., 2016, “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Results for OECD and G20 Countries”, OECD Green Growth Pape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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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árdenas Rodríguez M., Haščič I. and Souchier M., 2016, “Greening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OECD POLICY PERSPECTIV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9]Brandt, N., P. Schreyer and V. Zipperer, 2014,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with Natural Capital and Bad Output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DOI: http://222.177.237.213:8000/rwt/GUOYAN/http/MS6C63DQNEYG86UH/10.1787/5jz0wh5t0ztd-en,No.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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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randt, N., P. Schreyer and V. Zipperer, 2013,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with Natural Capital”,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DOI: http://222.177.237.213:8000/rwt/GUOYAN/http/MS6C63DQNEYG86UH/10.1787/5k3xnhsz0vtg-en,No.109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环境监管、生产率提升与绿色发展”课题组
课题顾问：李伟
课题负责人：王一鸣
课题协调人：高世楫
执笔：李维明 高世楫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