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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风险与影响评估
发布时间：1970-01-01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长期积累形成的风险有可能会集中释放，进入风险易发高发期。本文对金融、房地产、政府债务、产业转型、人口老龄化、社会分化、外部冲击等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领域风险点多，影响面广，且相互叠加，传导机制复杂，如果应对不当，有可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较大影响。为增强防范化解风险的针对性，本文尝试用德尔菲法，对各领域风险的交互影响程度和发生概率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是发生概率较高的前四个风险领域是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我国防范化解风险既有多方面优势，也面临诸多挑战。我们要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主动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去杠杆、防泡沫，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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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领域，风险评估，德尔菲法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长期积累形成的风险有可能会集中释放，进入风险易发高发期。基于六部门风险分析框架，经济转型期的风险主要涉及金融、房地产、政府债务、产业转型、人口老龄化、社会分化、外部冲击等领域。这些领域风险点多，影响面广，且相互叠加，传导机制复杂。通过德尔菲法对各风险领域进行评估，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是影响力较大且发生概率较高的前四位风险领域。
一、金融领域风险
金融风险是实体经济风险集聚的镜像反映。经济转型期往往也是金融风险快速聚集和集中暴露期。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结构性产能过剩、过度加杠杆和资产错配等潜在风险显性化，并加快传递和集聚到金融部门。
(一)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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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金融机构盈利水平降低，资产负债表脆弱性增加。截至2016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率达到1.76%，连续16个季度反弹。虽然去年四季度有0.02个点的下降，但今年三季度依然保持在1.74%的水平(见图1)，关注类贷款占比为3.56%，虽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高位。目前，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的估算分歧较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贷款中，潜在风险贷款的比例为15.5%，潜在风险贷款规模达1.3万亿美元，约合8.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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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商业银行不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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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
近年来，中小银行尤其是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借同业业务逆势快速扩张，累积了大量流动性风险，加之缺乏专业人才和核心技术的支撑，又受到大中型金融机构业务下沉和互联网金融对小微金融业务的前后夹击，经营风险明显增大。与此同时，一些新设立的保险公司采取较为激进的业务拓展策略，通过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如短期万能险)筹集资金，投资于流动性较差的基础设施、房地产、信托等另类资产，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和利率倒挂，风险集聚水平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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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券违约风险
近年来，企业债券市场迅猛扩张，全口径企业债券包括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定向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短期融资券，总规模超过17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有25支企业债券发生违约，其中不乏过去被认为很安全的国企债券，如东北特钢、大连机床、中煤集团、中铁物资、川煤能源等。2016年，债券市场违约事件57起，违约金额402亿元，比上年增长2.2倍。近期，山东天信集团、齐星集团、长兴集团等企业债务危机爆发，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由于金融机构持有的信用债比重高达80%，如果违约事件频发，将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恶化。
(四)影子银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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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重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以及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对影子银行的统计有不同口径。2016年小口径的核心影子银行规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之和)达到23.41万亿元，大口径影子银行规模(包括信托受益权、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表外理财产品等)超过50万亿元。影子银行的期限严重错配，加上高杠杆投资组合和刚性兑付，使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挤兑风险上升。加之影子银行业务没有纳入资本金监管范畴，使得资本充足率被高估，将难以承受贷款损失和突发事件带来的冲击。影子银行业务的隐蔽性使得风险难以被测量和管理，容易导致风险跨市场、跨区域、跨行业传递。
(五)资本大规模外流风险
近两年，我国外汇储备大幅下降，2017年1月一度跌破3万亿美元大关。虽然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条件，但从市场博弈角度看，如果美元继续保持强势，人民币贬值预期就难以消除。如果遇到外部“黑天鹅”事件，人民币贬值加速，就可能增大我国资本外流压力，并引发国内日益显性化的风险与外部风险共振，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大幅缩水。
二、房地产领域风险
我国房地产市场已从总量供不应求转向供求总体平衡、区域结构矛盾突出的新阶段，特别是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形成高价格、高库存、高杠杆、高度金融化和高度关联性的“五高”风险特征。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房地产市场面对的潜在风险明显增大。
(一)住房结构性过剩风险
截至2015年，城镇常住人口家庭户均住房已达1.1套。过去几年城镇住房新开工面积较大，2013年达到20.12亿平方米的峰值，2014、2015、2016年分别为18亿、15亿和11.6亿平方米，今后几年仍是住房面积竣工的高峰期。若住房新开工面积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住房市场出现供给过剩的风险将显著增大。住房过剩在三四线城市表现尤为突出，结构性过剩的风险明显增大。
(二)房地产泡沫风险
2015年下半年以来的房价上涨，不同于2004年、2005年、2007年和2009年是在城镇住房总体供不应求的阶段发生的，而是在住房总量平衡、经济增速较快回落的阶段发生的，利率大幅下调增大了居民住房购买能力，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据测算，2015年央行5次降息、4次降准后，居民住房购买能力相当于提高了39.5%，由此蕴含的市场风险显著增大。过去几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都超过1 7(见图2)，表明房价泡沫风险已累积到相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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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三)房地产金融化的风险
目前，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较强的金融属性，并带来巨大的虹吸效应，使得经济进一步“脱实向虚”。2016年末，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6.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5%。2016年新增房地产贷款5.7万亿元，占各项新增贷款总额的45%左右。若考虑影子银行，则房地产领域的融资规模会更大。房地产金融化很可能将风险转移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引发金融风险。
此外，房地产还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房价暴涨透支了一两代人的购买力，加剧了贫富分化，年轻一代的财富积累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差距阻碍了社会的纵向流动，进一步固化了社会贫富差距。
三、政府债务风险
经济转型期，政府往往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缓释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债务扩张速度加快，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风险压力明显增大。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数据，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负债率约为36.7%(见图3)，总体处于可控范围。但也要看到，地方政府举债约束机制不健全，近年来通过投贷联动、名股实债、表外举债、购买服务等方式，借地方融资平台、PPP、产业基金等渠道变相举债的现象较为普遍，隐性债务风险不断积累。与此同时，一些资源型、重化工业主导的地区，受资源性产品价格下跌和重化工产能过剩的影响，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大幅下降，而产业重组、处置不良资产、安置下岗职工需要大量增加投入，偿还既有债务和新增债务的压力增大，风险水平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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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政府债务余额及负债率
资料来源：财政部。
(二)资产变现能力不足的风险
从资产负债表视角看，我国政府部门资产净值规模较大，即使出现较大的债务风险，也可以通过出售资产偿还债务。但也要看到，在政府资产构成中，非金融资产占有较大比例，主要是由楼堂馆所等固定资产和土地储备等构成。这些资产流动性不强，处置比较困难，而在风险集中暴露的时期，资产难以变现，价格大幅缩水，很难起到缓解债务压力的作用。
四、产业转型升级受阻的风险
我国在经历了制造业井喷式扩张后，产业规模和供给能力迅速膨胀，但是大多数还只能满足中低端需求，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升级的需求。随着制造业要素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下降，企业负债上升，偿债能力减弱，风险不断积累。
(一)产能过剩风险
近年来，钢铁、煤炭、火电等领域去产能取得积极进展，但有色、建材、石化、汽车等领域依然面临巨大的过剩压力。受传统体制束缚，过剩产能市场化退出和出清机制尚未形成，僵尸企业沉淀的资源难以实现再配置，制约了制造业整体盈利水平改善(见图4)，并进一步推高企业的负债水平。按照2016年末我国企业杠杆率166%计算，企业总负债达到123.5万亿元。按一年期贷款4.35%的基准利率，每年的付息成本高达5.4万亿元，接近去年新增GDP总量。显然，这样的债务水平是难以持续的。
图4 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工业企业销售成本利润率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二)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风险
随着制造业要素成本优势逐步削弱，能源、土地、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劣势”逐步暴露，支撑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创新能力不足的“瓶颈”制约逐步显现。根据科技部《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统计分析》，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仅占19.2%，有研发机构的企业仅占13.8%。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不足，前沿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推进的背景下，传统制造业生产能力和技术装备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进而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
五、人口老龄化风险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201 6年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6.7%，65周岁以上达到10.8%(见图5)，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重将分别达到25%和20%。我国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在财务可持续性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近几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表明，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设计不健全，很容易导致债务危机发生，严重时还可能诱发社会领域风险。
图5 我国60岁以上、65岁以上以及70岁以上老年人所占的比重
(一)养老负担风险加大
根据有关报告测算，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人①，老年抚养负担大幅上升。我国养老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过度依赖政府的基础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80%以上的养老负担，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第三支柱(商业保险)发展明显滞后。养老负担过度集中在第一支柱，导致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2016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征收缺口达4303亿元，不少省份出现了当期扣除财政补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情况。按2015年覆盖率67.3%测算，预计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人数将达到1.65亿人，养老金支付将面临巨大压力。
(二)医疗保障支出大幅增加的风险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比2000年的71.40岁提高了4.94岁。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疾病模式的变化，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疾病，医疗支出大幅增加。根据经合组织的估计，65岁以上人口人均医疗费用大约是65岁以下人口的2—8倍。201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超过4万亿元，占GDP的6%，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30.9%，占GDP的1.85%。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还将使卫生费用和政府支出大幅攀升。这不仅会增加政府债务风险，解决不好还将引发社会领域风险。
六、社会分化风险
在经济转型期，通常面临复杂的利益结构调整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动，并导致社会的剧烈分化，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新华社开展的社会调查显示，中产阶层普遍存在“不期盼向上流动，但也不希望向下流动”的强烈意愿。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化，以及网络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社会分化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
(一)收入差距扩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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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和2009年达到0.49，成为亚洲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2016年仍高达0.465(见图6)。如果考虑家庭财产的因素，实际收入差距要更为严重。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我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45上升至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占1%左右。居民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还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和婚配等机制影响到子代成年后的发展，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并积累各种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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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3—2016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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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社会流动性下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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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阶层分化的日趋明显，阶层间的流动性不断下降。零点集团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当前社会民众中自认属于中下层、中层和中上层的比例分别为60.8%、34.2%和4.3%，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的公众中，有86.5%同时表示自己父母也是下层，认为自己是中下层的公众中，有68.3%认为自己父母也是中下层。他们基本保持了与父母一致的阶层属性，并没有实现代际阶层的向上流动。过去一个时期，“官二代”“富二代”成为一种广受社会斥责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阶层之间流动性有所下降，并出现代际传递的特征。
七、外部冲击风险
我国已高度融入全球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的不断上升，与全球经济的交互影响和互动反馈机制不断增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风险释放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将使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加大。
(一)外部市场波动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调整阶段，目前仍处在深度调整中，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当前，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虽呈现出复苏势头，但复苏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我国的外需市场形成重要影响。虽然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外需对经济增长仍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等产业，我国仍然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部市场需求波动会对我国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二)外部金融冲击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量宽政策，债务水平高企，杠杆率持续攀升，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强化。随着美国退出量宽政策并开启加息和缩表周期，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将逐步退出非常规量宽政策。全球货币政策的逆向调整，将大幅提升我国的偿债成本，并将带来全球资产价格的调整和资产重新配置，并对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定带来外部冲击。
八、经济转型期各领域风险评估
为提高风险评估的科学性，我们采用德尔菲法，由各领域专家独立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风险给出评估分值。在专家打分基础上，判断各领域风险间的交互影响程度和各领域风险发生概率。
表1 领域间风险交互影响程度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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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采用矩阵分析评估各领域风险间的交互影响。横轴为每个风险领域对其他六个领域的影程度，纵轴为每个风险领域受其他领域的影响度。影响度赋予1至5的整数值，5代表影响度最大，1代表影响度最小，得分值为问卷调查的平均值。影响度从大到小的领域为：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外部风险、社会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受影响度从大到小的领域为：金融风险、社会风险、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企业债务风险、外部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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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评估各领域风险间的交互影响。将任意两个风险进行比较，影响力大的得1分，影响力小的得O分。分析结果按影响度大小排序为：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企业债务风险、社会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外部风险(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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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领域间风险重要程度两两比较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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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采用专家打分评估各领域风险发生概率。将各领域风险发生的概率进行排序，发生概率最高的为7分，最低的为1分，对各领域得分取平均值。风险发生概率由大到小排序的结果是：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企业债务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外部风险、社会风险(见表3)。
表3 各领域风险发生概率等级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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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风险 |
人口老龄化风险 本文来自织梦 |
企业债务风险 |
政府债务风险 |
金融风险 本文来自织梦 |
社会风险 内容来自dedecms |
外部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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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概率等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
5.35 |
3.44 copyright dedecms |
4.56 |
3.91 内容来自dedecms |
5.00 |
2.76 |
2.97 |
综合以上三种方法结果得出影响力和发生概率较大的风险领域。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是发生概率较高的前四位风险领域是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
九、我国防范化解风险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
我国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具有多方面有利条件。一是政府权威性高，执行力强，有利于调动资源，可短时间内集中资源处置局部风险，避免局部风险转化为全局风险，具有集中力量防风险的独特优势。二是中央政府拥有较强的信用，有能力扩张资产负债表，通过增加负债向社会补充流动性，实现资源跨期和跨部门配置，从而稳定社会预期，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推进结构性改革。三是我国储蓄率较高，仍处在接近50%左右的高位，为家庭和企业部门应对风险提供了较大缓冲空间。我国债务融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内储蓄，外债规模占总债务比重不到3%，外部风险对实体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较为可控。四是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在应对债务、房地产等各类风险中有更强的缓释能力，可以为主动化解风险赢得时间。五是我国是一个大规模经济体，风险在各个部门之间传递后延的回旋余地较大，可以通过空间换时间，增加各部门风险腾挪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和规避风险。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风险集聚释放与经济增速下降、经济再平衡和高杠杆等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和“碰头”，加之全面深化改革仍在路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尚未完成，政府职能容易出现错位、越位和缺位，防范化解风险仍面临挑战。从建设现代国家风险管理体系角度看，市场尚未形成损益自担的风险分担机制，政府承担了较多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政府部门成为各类风险事实上的最终承担者。这种风险处置体制，虽然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避免了大的危机，但也使得市场主体“风险免疫系统”没有经受洗礼，容易引发政府信用透支和道德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社会风险总体可控，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既不盲目乐观，又不回避矛盾，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方向，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与中长期、促进发展与管理风险、重点防范与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关系，主动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去杠杆、防泡沫，有效规避风险集中释放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注释：
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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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鹤，2013：《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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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银行，2014：《风险与机会：管理风险以促进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
[3]米歇尔·渥克，2017：《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
[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织梦好，好织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转型期的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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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总负责人：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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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执行负责人：王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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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张军扩 张来明 隆国强 余斌
课题协调人：张承惠
执笔：王一鸣 张承惠 高世楫 陈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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